“一年多前第一回到WSOY访谈时,(杜拉)她和先生提到,在马来西亚旅行时,因为望见双子星大楼,而想到将世界各高塔纳人数学习题中,其中包括了台北101。”(页180)
是的,此处的关键之词,正是“社会成本”四个大字。那么,这个国家的朝廷权臣到底怎么计算教育的效益和成本,乃至造成南中国海两岸的华小和独中的增建之议,是如此艰辛?
如果政策真的认可全球化之下的“多元”之道,教育部首当肯定的不只是扶持国内各个组群的母语,而且尚需倡导多语的学习;这样,学校才能因此得以培训足够的多语人才,应对世界的变化。
我们不独要按照市场的需求,造建华小,教育部也需认真规划了淡米尔小学、锡克小学、伊班小学、卡达山小学,英语小学;乃至外劳的印尼小学、缅甸小学、越南小学。
杨泉博士在〈多元族群国家下的教育政策〉(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当代评论》2012年第1期;页79)的谏言甚是:政府必须在内陆地区的原住民聚落设立学校。
缘由所在,乃是“一个小国是经不起任何巨大的成本,如果教育也呈现M型现象,外来移民逐渐被推入闭塞、孤立、被排斥的深渊,那是最悲哀不过的社会群体自我割裂”。(页253)
那是北欧小国独有的一道风景。BUT,一马教育,几时芬兰?采用瑞典语教学的教育系统,在芬兰是完完整整,一脉相承的:从学前班、小学、中学到大专院校,都有政府全资开办的瑞典语学校。
不仅这样,6%人口应用的瑞典语,也是另外
94%讲芬兰语的族群之必修科目。参据法律,芬兰450个地方政府必须确保方圆五公里之内,当地社区建有足够的学校。
我们呢?王兰丽在〈再造下一个世代?马来西亚历史教育的变迁(1957-2010〉(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当代评论》2012年第1期;页41)举历史为例,自见“许多错误的论述与书写,偏颇的描述却依然存在”,还说什么Satu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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