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人尝试失败

听闻10月13日是芬兰人的“尝试失败日”（Finnish fail day），是在北欧四季的网页：life.newscandinaviandesign.com，缘起出自1994至2008芬兰经济快速成长的童话如今已经过去。

北欧四季转译了epaonnistumisenpaiva.fi上的那则宣言说：接下来的十年，芬兰需要超过200 000个的新工作，国家的债务才能降低，社会福利才不致於崩解。语境写的虽是芬兰，似乎也适用在一个马来西亚。

可是，这个保守封建的社会是否愿意踏踏实实接受失败，宽容失败，认认真真地从中汲取启示，再造国家的未来？否则，我们怎么可能成就一个类似开发“愤怒鸟”（Angry Birds）成名天下的Rovio公司？

一旦回顾Nokia的历史经验，读者自当知道当初陷入困窘的诺基亚，一度甚至准备全面让予当时瑞典拥有的Ericsson。所幸谈判拉倒，交易不成，励精图治的诺基亚董事在冰天雪地之中最后反扑成功，从失败中再度站起来！

追溯远因，我们不得不归功芬兰始自70年代教改之后，一直坚持的“不让一人落后”(Left no-one behind)。那些掉在后头的学生，老师愿意在课后等他，第一时间为他加补，让他得以迎头赶上。

可是，这个社会不幸辍学的孩子呢？失败的个人、团体、公司和政党，往往同样难以重振旗鼓。经历308海啸的兵败如山倒，这一点，民政党主席的许子根博士想必体会至深。

距离马哈迪医生高调提出的2020年宏愿，如今不及九年的光景。没有诺基亚的一款款手机也没有Rovio的一只只愤怒鸟，请问在座各位，一个马来西亚的经济转型足以及时赶英超美，还是等着被破产？

国债高如大汉山，毋庸华总青总团长李文康的文告提醒，大家一早知之甚明。那么，我们是否也要见贤思齐，择善从之，从尝试失败的工程，为国运开出一条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

芬兰展多元，统考困死角

讲瑞典语的芬兰人这一辈子，恐怕永远不能明白独立中学统考的沉痾宿疾。人口的比率仅占6%，自学前、小学、中学、大专而研究所，甚至特殊教育，公立的瑞典语学校全交国库一一买单。

身处这一个冰天雪地的国度，语言的差异，从来不是问题。虽然三杯下肚彼此私下也许会相互调侃，但是，讲究民权，维护人权，处处力求平等，任何媒介语的教学都OK，地方议会出钱出力，一视同仁。

那么，既然攸关母语教育的传承，统考认证的磨蹭拖沓，到底出自什么问题？士毛月补选前，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沙如今认为，党应将统考视为全民之问题，而不是单一种族的诉求。

接受《马来邮报》专访，安努亚佐证，报考统考当中，也有不少马来学生。何况，马来西亚乃是多元族群的国家，，领导必须接受现实，巫统不能成为独立（执政）的政党。

安努亚所言确实。《我的中文名字是沙莉娜》（My Chinese Name is Salina；吉隆坡：Pelanduk；2018）的回忆录所记，也是这么一回事。两任首相专用马中翻译官的沙莉娜，正是不折不扣的华校生：波德申中华、吉隆坡循中、台北台大 ……。

类似沙莉娜的经验，当然还有很多。书中页74展示的照片显示，早在1967年已有至少13马来同学在宝岛留学。他们当中的Ubaidullah回国后，长期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执教。

继沙莉娜后，华校求学的马来同学还有很多，全程在中文世界成长的也不少。尽管如此，因为被扭曲，独中的课程一直被抹黑。视角这般，怎么和全球化的需求接轨呢？

赫尔幸基的机场，一早展现多元的风景，眼下甚至设有中文的“机场服务向导”。芬兰小国的气度，由此可见，自不待言。那么，芬兰人怎么可以明白认证统考，纠结至今？

《重庆森林》来到芬兰

比起十年之前的场景，赫尔辛基这个城市，确实是越来越多亚洲长相的样貌了。走在波罗海湾岸边的大街，坐在巴士，总会撞上一、两位口操京腔的中国人。大学的殿堂，鱼贯出入的，还是少不了一张张同样肤色的脸孔。

那天站在麦当劳柜台前的，看着胸前的名字拼音，显然明明白白是个十分典型的“港台同胞”，开声居然是满口流利的芬兰语：Mitä saisi olla? aisitteko tilata ensin jotain juotavaa? Haluatteko pöydän sisältä vai ulkoa?

所谓的中餐厅和亚洲餐馆确实逐渐层出不穷。撇开国家旅游局印送的手册接二连三张扬的一系列名单不算，就连Taoiola镇上那间香港人经营的酒楼已经启业快20年，晚近可多了印度快餐。

有一个晚上偶然在酒店随手打开电视机，播放的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画面出现久违了的林青霞和金城武优雅大方地说着中国话，一点不必闪闪躲躲。字幕则有两行，其中一段当然是suomi，我只是不能肯定下一行是不是瑞典文。

离境的那天，机场大厅碰巧是一匹布长的亚洲人。走入内厅卖巧克力的商店，四四方方的方块字摆在眼前，布告天下“非欧盟国家消费超过n元可得折扣5%”云云。不要惊讶，跟着入耳的还有字正腔圆的华语广播。

五百万人口的芬兰真是一个很务实的国家，不但绝对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语言争议，反而鼓励有加：你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你要写什么就写什么，悉听尊便。听朋友说，台商还开办了双语教学的华校。

萧富元在〈芬兰教育，世界第一的秘密〉中说，不论是否持有芬兰国籍，移民子民都能免费上学；政府还额外拨出预算让他们学习母语，每周上两堂，为期四年之久。

1970年后经历两次教育改革，芬兰中央开始全面授权地方政府自行规划学校的运作，举凡课程安排，课外活动，教学媒介，师资调派，学生吸纳，皆可自主，弹性很大。

惊讶的镜头还在后面：一位台湾妈妈透露，学校原本聘请了大陆的教师为她两个小孩上中文课，但这位母亲坚持让孩子学习繁体字，结果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来宝岛老师教学，钟点费和交通费概由公账支出。

年前远嫁到芬兰的张家倩在重复了同样的描绘。她在〈看不见的第一：我的芬兰经验〉的文章透露“芬兰政府鼓励移民族群积极学习芬兰语以融入芬兰社会，同时也全力支持他们保存母语；而幼稚园老师具有责任提醒家长一定要持续采用母语教导小孩。

这种国人的气魄，从芬兰人对6%讲讲瑞典语的同胞之互重就可明白一切。早年以《拒绝联考的小子》成名的吴祥辉所著《惊艳芬兰》（台北：远流；2007）曾经有此记载：

“高速公路快到Vassa时，路标全部变了。一样的双语路标，不一样的秩序。Vasa在上，Vassa在下。虽是一个字母之差，但前者是瑞典文，后者是芬兰文。”

吴祥辉解释，常态上，芬兰文在上，瑞典文在下。这里却是瑞典文在上，芬兰文在下。但是，到了瑞典区（的Vasa），瑞典语压在芬兰语之上。多数尊重少数的气度，尽在不言中，这就是“芬兰识别”。（页173）

直说到底，毕竟是globalization的大时代了，“芬兰识别”的他们知道如何学习接纳多元文化。回国行程坐在邻座的光学专利专家还说，他每隔五周就从这里直飞台北，监督他的touch-screen生产线。

这样的境界，颇似儒家倡导的那一套：“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萧富元的报道还说，现在位于拉普拉兰的圣诞老人之故乡，那个假扮Santa Clause的演员还会说一口华语：

“台湾来的？我去年去过，去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莲、前年也去过，大前年也去了。我年年都会去。”比起芬兰的大开放真开放，我们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化到“近者说，远者来”的程度？

赫尔辛基机场说起华语

十余年前初临冰天雪地的芬兰，记得 12月6日独立日的那一日，百业休假，普天同庆。就连接待诸国游客的酒店自助早餐，也遵照北欧小国的百年传统，循例关门休息了。

2009年，小镇那家旅馆的电视，居然开始播放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久违了的林青霞和金城武优雅大大方方地在芬兰说起中国话，不必闪闪躲躲，也不必遮遮掩掩。

我们呢，单就所谓制度化拨款所谓承认独中文凭，直到此时此刻，仍是纸上谈兵。相比之下，前两年听同事说：芬兰多个的地方政府已为移民子女引入中国教师和中国教材堂堂正正传授正课的中文课程。

去岁入住赫尔辛基闹市的Radisson Blu Royal，电视频道之一，居然还是中国的CCTV4台。酒店的会议厅之一，名之一“Beijing”。气度和气魄，由此可见，自不待言。

这一趟，下机乘搭德士赴往酒店途中，发现一间间的中餐确实多了。外观油上中国红，端端正正，字体的尺寸可观，远远望去，一目了然。中文的名字典雅：叶满城。

四点下班，工余散布附近的Kamppi广场，底楼除了那一间听闻实为马来西亚人经营的Singapore炒馃条，一楼还有一间“皇朝”餐厅。人潮来来往往，“国”字脸的亚洲人多着是。

1月25日回国，赫尔辛基机场的广播，一再说起了一口的华语：“飞往重庆的乘客请注意……”内容虽然蹩脚，咬字尽管别扭，回想争取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应用中文的一言难尽，我该怎么评点？

语文，不是国库的包袱，也不是政治的角斗，而是文化，而是资源，而是国力。文化传承了，资源增加了，国力也一日千里了。但是，这个国家的在位领导，何曾这么想？

十余年后检视芬兰的惊天动地，严冬零下的温度不变，经济的天气都逐渐换上新春颜色。建立一扇方便世界华人的大门，芬兰也筑起衔接两国商贸的一道桥梁；算盘一敲，得失毕现。可惜，中文的冰雪在这一个国度还没有融化。

想起芬兰的瑞典学校

多元教育到底怎么妨碍团结？来来往往芬兰这些年月，看到瑞典语和芬兰语的学校之共存，问题到底何在呢？母语教育的教学和传承，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不是吗？

尽管人口比率还不及6%，说瑞典语的芬兰人，从学前班到大专院校，都有瑞典语的学堂。残障儿童的特殊学校，也有特设的方便。可是，谁曾说这是不利国民团结？

芬兰人是团结的，球赛之际，犹是可以觉察他们的一条心。那一年蝉联世界冰上钩球失败，尽管举国沮丧，苦涩之中一个说瑞典语的芬兰朋友说：至少我们打败了瑞典。

是历史的渊源，也是传统的宿敌，一大部分的芬兰人心底，似乎都对比邻的瑞典怀有不言的敌意。既然这样，在芬兰语光明正大地教授瑞典语，怎么影响了他们的族群关系？

语言嘛，对芬兰人言，本来既非政治的绊脚石，而是经济的资源。各个地方政府甚至出资，从移民的原籍，礼聘当地老师，为芬兰的少数民族提供每周n次的母语课。这个北欧小国磅礴的大气，是不是一面镜子？

吴祥辉在《惊艳芬兰》（台北：远流；2007）所载，也正是这么一回事：“高速公路快到Vassa时，路标全部变了。一样的双语路标，不一样的秩序。Vasa在上，Vassa在下。虽是一个字母之差，但前者是瑞典文，后者是芬兰文。”

“常态上，芬兰文在上，瑞典文在下。这里却是瑞典文在上，芬兰文在下。”但是，吴祥辉笔录：到了瑞典区（的Vasa），瑞典语压在芬兰语之上。多数尊重少数的气度，尽在不言中，这就是“芬兰识别”。（页173）

是的，芬兰识别就是没有语言之芥蒂，没有团结之疙瘩，每一寸光阴他们都用在建设国家的福祉。他们有的说芬兰语，有的说瑞典语，现在也有不少说中国话，可是，有问题吗？

空间规划我们很不芬兰

偶读北欧四季的〈在芬兰养小孩(二) : 到处都是游乐场〉，我想起一个马来西亚华小的那一点空间。北欧四季笔下说的芬兰不然，“附近都是大树、门口就有一个公园可以玩!”

养儿育女，是个人间天堂了。北欧四季的小孩长大了，“现在他爱自己走跑跳了，她就牵他去走路、去家门口盪鞦韆，去看花看树看草看松鼠，是的，他们家公寓门口一棵树上就有松鼠窝，吃个早餐也可以看到窗外高树上有松鼠跳来跳去”。

不仅这样，芬兰各个角落，放眼望去，“除了公寓门前的小游乐场之外，每个城市，也会在几个定点，提供家庭中心或儿童游乐公园，让孩子们有更多空间可以跑跳玩耍”。

北欧四季说：也有好多小孩最爱的车车，从轻便小巧型的到豪华漂亮的大车都有，有适合0-3岁的，也有适合3-6岁的.....各种适合在沙坑裡玩的游乐器材，连孩童用的挖土机都有!

从酒店到公司的那一小段路，也是这样。冬季，地方政府的职工，一大清早把雪铲开了一条小路。街灯，都亮着，照耀着游乐场里木制的秋千，好好的，没有闭路电视监察，可也没有人暗中破坏。

回国之后，镜头和画面，则是另一道风景。远在1982年的调查发现，26间吉隆坡华小校地少过1.2公顷，当中7间校地不足半公顷。1985年巴生20间华小没有一间达到规划标准。新山的华文小学一共20间，总面积只有69亩地，密度呢？

前不久吉隆坡半山芭精武华小接获新闻、通讯与文化部来函，通告校方精武华小校前的土地將划为商业发展用途，因此准备“征用校园部分土地”云云。这么一来，空间所剩无几，可想而知，自不待言了。

这不是没有土地的问题。芬兰的面积，和这里不相上下。可是，为何举国上下，绿意处处？校园门前，都是一个个宽敞球场。夏天下班后经过那里，一地绿野，一地舒畅，总能看到他们从不言累的青春。

缘由所在，乃是资源的分配，都用在不同的领域。我们着重的，是有完没了的硬体建筑，而不是完善的管理。结果，就连雪州梳邦—格拉那连贯公路的高架天桥也淹水了。你说，有谁会like？

参考芬兰教改

读陈之华的《成就每一个孩子》（台北：天下；2010），我想起一个马来西亚的教育改革。每一段话，说的是芬兰，说的是台湾，可是，语境对我们而言，也仍是叮咛，也还是提醒。

“（芬兰的老师认为）学习必须靠时间，而不是靠压力。唯有经过适当的吸收和累积，学生才能学到应该要学的。没有经过适当消化与融会贯通的了解，即使老师在短的时间给得再多，练习和考试得再多，也不过是浇灌进去的短暂记忆和应付考试的教育罢了。”（页31）

话虽如此，可是，这里的作业，往往都是政治决定，官僚做主，老师这一份工，可说完全没有专业可言。这一点嘛，芬兰早有深切的体会。陈之华说：“1970年代的芬兰，在历经一段教育改革后的十年间，发现“由上而下”推动的教改，无法形成最重要的“教学自主”与专业发挥。”（页72）

结果，长期的浇灌， “缺睡、渴眠是国中教室普遍出现的情况”（页131）。陈之华笔下所指，是台湾的场景；可是，对号入座，所有的评语，也还是贴切地反映了我们的困窘。

相对的看，芬兰学生的上课时间，微不足道：每日不得超过7个小时。一、二年级每周从19小时起，三、四年级则是23小时，五、六年级24小时，七至九年级30小时。（页162）

说什么“以孩子为中心”，纯属官场的口号，说说而已，不要当真。陈之华援引了Carl Honore的著作，忍不住提出芬兰的教育“不是以热衷目标的家长和官僚的好恶为重”。（页139）

我们呢？我们的教育规划，何尝用心规划？陈之华举例体育课，在芬兰，孩子上完体育课就要去洗澡，”孩子会带好浴巾和换洗衣物到学校”（页140）。炎热如火的马来西亚呢？

说的堂皇，仅此一件，足见格局决定结局。推溯缘由，不外乎上面管得太多，下面教的，学的，一律奉旨遵命。经年累月，大家都累得不可开交。说什么教改，算了吧！

芬兰的教育，领先之关键

回国的那个清早，匆匆赶回酒店的途中，微雨下起；路过一个社区的小公园，五、六个芬兰的小娃娃，也正好排队回校，陪同在侧的是三个幼儿园的老师。看到师生如此的比率，也就难怪北欧这个小国的国力日渐强大。

历年所有的统计，明确地说明了芬兰教育政策的十分高明。老话有言：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少了老师，一切都甭说了。因此芬兰师训入选的师资，资历一再提升，而且都是国内的第一流的精英。

国库年度的编算，亦然如此。教育部的拨款，点点滴滴，一分不能减。不论芬兰语的体系，还是瑞典语的教学，由学前而至大学，乃至残障者的教育，国家皆一视同仁之。

难得的是，国家落实“一个不能少”的主张。每一个孩子，不论领先，还是落后，人人一律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而且按照各自的能力和志向，选定本身以后的职场。

从成本和经济效益推算，芬兰此举所行，似乎得不偿失；深而思之，必然发现，这才是正道。否则，纵然培育了第一流的医生，下线只有第九流的护士，情况将会如何？

明镜在此，这个国家，处处倒行逆施。潘永强博士在〈危机在教育，不在政治〉一语道破了马来西亚教育体制的素质之满目疮痍：从小学至大学各阶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评论：“教育普及，素质低落。”

何故？潘博士手起刀落，剖析沉痾宿疾的缘由所在，乃是“概括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深受两个问题困扰，一是大学种族化，二是大学市场化，导致学术生态和教育质量面容模糊”。

因为大学种族化，国内大学总数虽然激增，唯整体素质每况愈下，从亚洲十大，而百大，而千大。前不久甚至传出马来亚大学令下讲师相互引用彼此的论文，伺机借以提高大专之排名。

《私立高等教育法令》之后，一方面制造了“学士满街走，硕士贱如狗”的咄咄景观；另一方面呢，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始终没有因此增益了国家的人力素养，而是繁殖了一个个大学的罐头。

上层如此，其下的结构如何，自然可想而知。眼下不论国家的行政，还是企业的经营，乃至个人的才德，都不过如此这般。可是，教育体系之设计，何曾愿意因此对症下药？

吾国这些年月的那一点点成绩，大家知道，其实乃是仰赖背后一（小）部分的老师苦苦撑着的。他们当中，有的是在职的公仆，有的是私立的补习老师，有的在独立中学或者国家学校服务。

如果摒弃了这些，马来西亚的未来将会怎样，思之自明，迨无异议。谁要不信，则看权贵纷纷选择在国外挂号看病，尽把孩子送往海外留学深造，自可领悟了危机所在。

当然，芬兰教育的那一套，不一定完全适合这里的国情。但是，“因材施教”的那一套，确实是合乎教育的理论。政客见之，若能学得50%，至少可以扭转局部之困蹇。

可惜，我们所行，总是精神分裂的。组团造访，北欧诸国，是领导心里首选第一站：没到过嘛。一旦回国，也就回到原点，原地踏步，磨蹭拖沓。芬兰和我们之间的距离，难怪再不止一万公里。

一马教育，几时芬兰？

人在芬兰最大家的出版集团WSOY编写数学书系的杜拉（Tuula）原来来过马来西亚。那是陈之华在她的《没有资优班：珍惜每个孩子的芬兰教育》（台北：木马；2008）里说的：

“一年多前第一回到WSOY访谈时，（杜拉）她和先生提到，在马来西亚旅行时，因为望见双子星大楼，而想到将世界各高塔纳人数学习题中，其中包括了台北101。”（页180）

马来西亚人呢？马来西亚人当然也曾经到访了芬兰。陈之华点算了一团接一团，到来考察芬兰教育的访客：西欧的，北欧的，美国的，“更不用说来自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代表团了”。（页69）

但是，我们何尝学到了芬兰的平等教育呢？陈之华说：“学龄儿童可以依其出生背景，自由选择以芬兰语、瑞典语、吉普赛语、手语、原住民的萨米语等为母语”上课。（页116）

一个马来西亚，一个马来西亚的教育到底怎么定位教育？芬兰秉持的教育哲理，是可贵的，也是可取的：“芬兰及北欧早早就体认到。孩子一旦跟不上学习，如果不从制度上去特意照顾和鼓励”，祸患犹大。

这是因为，万一“学习与教育部平等，不均衡，最终就是整个社会都要为这些长大之后的孩子们，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更糟的是这些国民素质缺口，即使再投入更多的资源矫正或改善，效果都有限了”。（页55）

是的，此处的关键之词，正是“社会成本”四个大字。那么，这个国家的朝廷权臣到底怎么计算教育的效益和成本，乃至造成南中国海两岸的华小和独中的增建之议，是如此艰辛？

如果政策真的认可全球化之下的“多元”之道，教育部首当肯定的不只是扶持国内各个组群的母语，而且尚需倡导多语的学习；这样，学校才能因此得以培训足够的多语人才，应对世界的变化。

我们不独要按照市场的需求，造建华小，教育部也需认真规划了淡米尔小学、锡克小学、伊班小学、卡达山小学，英语小学；乃至外劳的印尼小学、缅甸小学、越南小学。

杨泉博士在〈多元族群国家下的教育政策〉（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当代评论》2012年第1期；页79）的谏言甚是：政府必须在内陆地区的原住民聚落设立学校。

芬兰之所为，如前援引，正是这样多元兼容。陈之华透露：“赫尔辛基来说，她就提供了四十多种不同族裔的母语教学，只要学校有超过三个同一语种的学生，他们就能申请每周两堂的母语课。”（页152）

缘由所在，乃是“一个小国是经不起任何巨大的成本，如果教育也呈现M型现象，外来移民逐渐被推入闭塞、孤立、被排斥的深渊，那是最悲哀不过的社会群体自我割裂”。（页253）

那是北欧小国独有的一道风景。BUT，一马教育，几时芬兰？采用瑞典语教学的教育系统，在芬兰是完完整整，一脉相承的：从学前班、小学、中学到大专院校，都有政府全资开办的瑞典语学校。

不仅这样，6％人口应用的瑞典语，也是另外 94％讲芬兰语的族群之必修科目。参据法律，芬兰450个地方政府必须确保方圆五公里之内，当地社区建有足够的学校。

芬兰人的任何领导都不会因此摆出高人一等的马哈迪姿态，抨击瑞典语学校分化了芬兰的团结。恰恰相反，因为平等对待国内所有族群，芬兰的上上下下显见了火力全开的惊人国力。

我们呢？王兰丽在〈再造下一个世代？马来西亚历史教育的变迁（1957-2010〉（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当代评论》2012年第1期；页41）举历史为例，自见“许多错误的论述与书写，偏颇的描述却依然存在”，还说什么Satu Malaysia？

接争取关丹独中，昔加末华社也推动了“申办华仁中学分校729和平请愿大集会”；读到此事，我想起了董郁玉前不久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的〈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的那段话：

“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干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