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十年之前的场景，赫尔辛基这个城市，确实是越来越多亚洲长相的样貌了。走在波罗海湾岸边的大街，坐在巴士，总会撞上一、两位口操京腔的中国人。大学的殿堂，鱼贯出入的，还是少不了一张张同样肤色的脸孔。
那天站在麦当劳柜台前的，看着胸前的名字拼音，显然明明白白是个十分典型的“港台同胞”，开声居然是满口流利的芬兰语：Mitä saisi olla? aisitteko tilata ensin jotain juotavaa? Haluatteko
pöydän sisältä vai ulkoa?
所谓的中餐厅和亚洲餐馆确实逐渐层出不穷。撇开国家旅游局印送的手册接二连三张扬的一系列名单不算，就连Taoiola镇上那间香港人经营的酒楼已经启业快20年，晚近可多了印度快餐。
有一个晚上偶然在酒店随手打开电视机，播放的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画面出现久违了的林青霞和金城武优雅大方地说着中国话，一点不必闪闪躲躲。字幕则有两行，其中一段当然是suomi，我只是不能肯定下一行是不是瑞典文。
离境的那天，机场大厅碰巧是一匹布长的亚洲人。走入内厅卖巧克力的商店，四四方方的方块字摆在眼前，布告天下“非欧盟国家消费超过n元可得折扣5%”云云。不要惊讶，跟着入耳的还有字正腔圆的华语广播。
五百万人口的芬兰真是一个很务实的国家，不但绝对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语言争议，反而鼓励有加：你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你要写什么就写什么，悉听尊便。听朋友说，台商还开办了双语教学的华校。
萧富元在〈芬兰教育，世界第一的秘密〉中说，不论是否持有芬兰国籍，移民子民都能免费上学；政府还额外拨出预算让他们学习母语，每周上两堂，为期四年之久。
1970年后经历两次教育改革，芬兰中央开始全面授权地方政府自行规划学校的运作，举凡课程安排，课外活动，教学媒介，师资调派，学生吸纳，皆可自主，弹性很大。
惊讶的镜头还在后面：一位台湾妈妈透露，学校原本聘请了大陆的教师为她两个小孩上中文课，但这位母亲坚持让孩子学习繁体字，结果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来宝岛老师教学，钟点费和交通费概由公账支出。
年前远嫁到芬兰的张家倩在重复了同样的描绘。她在〈看不见的第一：我的芬兰经验〉的文章透露“芬兰政府鼓励移民族群积极学习芬兰语以融入芬兰社会，同时也全力支持他们保存母语；而幼稚园老师具有责任提醒家长一定要持续采用母语教导小孩。
这种国人的气魄，从芬兰人对6%讲讲瑞典语的同胞之互重就可明白一切。早年以《拒绝联考的小子》成名的吴祥辉所著《惊艳芬兰》（台北：远流；2007）曾经有此记载：
吴祥辉解释，常态上，芬兰文在上，瑞典文在下。这里却是瑞典文在上，芬兰文在下。但是，到了瑞典区（的Vasa），瑞典语压在芬兰语之上。多数尊重少数的气度，尽在不言中，这就是“芬兰识别”。（页173）
直说到底，毕竟是globalization的大时代了，“芬兰识别”的他们知道如何学习接纳多元文化。回国行程坐在邻座的光学专利专家还说，他每隔五周就从这里直飞台北，监督他的touch-screen生产线。
这样的境界，颇似儒家倡导的那一套：“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萧富元的报道还说，现在位于拉普拉兰的圣诞老人之故乡，那个假扮Santa Clause的演员还会说一口华语：
“台湾来的？我去年去过，去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莲、前年也去过，大前年也去了。我年年都会去。”比起芬兰的大开放真开放，我们要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化到“近者说，远者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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