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那个清早，匆匆赶回酒店的途中，微雨下起；路过一个社区的小公园，五、六个芬兰的小娃娃，也正好排队回校，陪同在侧的是三个幼儿园的老师。看到师生如此的比率，也就难怪北欧这个小国的国力日渐强大。
历年所有的统计，明确地说明了芬兰教育政策的十分高明。老话有言：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少了老师，一切都甭说了。因此芬兰师训入选的师资，资历一再提升，而且都是国内的第一流的精英。
国库年度的编算，亦然如此。教育部的拨款，点点滴滴，一分不能减。不论芬兰语的体系，还是瑞典语的教学，由学前而至大学，乃至残障者的教育，国家皆一视同仁之。
难得的是，国家落实“一个不能少”的主张。每一个孩子，不论领先，还是落后，人人一律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而且按照各自的能力和志向，选定本身以后的职场。
从成本和经济效益推算，芬兰此举所行，似乎得不偿失；深而思之，必然发现，这才是正道。否则，纵然培育了第一流的医生，下线只有第九流的护士，情况将会如何？
明镜在此，这个国家，处处倒行逆施。潘永强博士在〈危机在教育，不在政治〉一语道破了马来西亚教育体制的素质之满目疮痍：从小学至大学各阶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评论：“教育普及，素质低落。”
何故？潘博士手起刀落，剖析沉痾宿疾的缘由所在，乃是“概括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深受两个问题困扰，一是大学种族化，二是大学市场化，导致学术生态和教育质量面容模糊”。
因为大学种族化，国内大学总数虽然激增，唯整体素质每况愈下，从亚洲十大，而百大，而千大。前不久甚至传出马来亚大学令下讲师相互引用彼此的论文，伺机借以提高大专之排名。
《私立高等教育法令》之后，一方面制造了“学士满街走，硕士贱如狗”的咄咄景观；另一方面呢，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始终没有因此增益了国家的人力素养，而是繁殖了一个个大学的罐头。
上层如此，其下的结构如何，自然可想而知。眼下不论国家的行政，还是企业的经营，乃至个人的才德，都不过如此这般。可是，教育体系之设计，何曾愿意因此对症下药？
吾国这些年月的那一点点成绩，大家知道，其实乃是仰赖背后一（小）部分的老师苦苦撑着的。他们当中，有的是在职的公仆，有的是私立的补习老师，有的在独立中学或者国家学校服务。
如果摒弃了这些，马来西亚的未来将会怎样，思之自明，迨无异议。谁要不信，则看权贵纷纷选择在国外挂号看病，尽把孩子送往海外留学深造，自可领悟了危机所在。
当然，芬兰教育的那一套，不一定完全适合这里的国情。但是，“因材施教”的那一套，确实是合乎教育的理论。政客见之，若能学得50%，至少可以扭转局部之困蹇。
可惜，我们所行，总是精神分裂的。组团造访，北欧诸国，是领导心里首选第一站：没到过嘛。一旦回国，也就回到原点，原地踏步，磨蹭拖沓。芬兰和我们之间的距离，难怪再不止一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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